魏晋玄学的基本精神队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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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发展到魏晋时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魏晋玄学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它比较注重抽象理论的探讨，而抽想理论则需要通过一系列哲学概念以及这些概念间的逻辑关系表现出来。因此魏晋玄学使中国哲学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间的关系的探讨大大发展起来，尽管许多概念在以前的思想中也使用过，但魏晋玄学家却给了他们以新的意义。此外在命题、理论及其方法上魏晋玄学也有了极大发展。 玄学这种思潮，它所倡导的人生态度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为后世人或讥讽或仰慕，影响深远。作为当时名士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反对虚伪礼教、崇尚自然任情自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放达的一面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关键在于人们对于“自然”的理解。 由于魏晋玄风的影响，人们思想得到了解放和开阔，由于其飘逸自然的特殊作用，使得魏晋时期的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都具有了超凡脱俗、超然尘世、自乐逍遥的风格以及对自然的爱好与崇尚。正是因为这些因素，魏晋风度与魏晋文艺得以成为美学的永恒的话题。

玄学的官学道家的影响

魏晋人注重《老子》 、《庄子》和《易经》，称之为“三玄”。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 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体，形形色色的宇宙万物，都是这个本体的表现，即所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把宇宙的全体看成是由万物自身所构成的，即所谓“始生者﹐自生也”，“总混群本﹐终极之道也”。

先秦是道家大发展的时期，它人物众多，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楚国与齐国的大力发展，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黄老学在汉代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统治者集团信奉黄老之学，由是黄老思想全面运用于汉初政治，达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从学术角度看，《淮南子》、河上公《老子章句》的许多观点都反映出黄老思潮的影响；受现实影响，西汉道家多以老子思想为依据批评政治，讨论国是。影响所及，如《史记·外戚世家》载汉景帝之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景帝则“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黄老之书升格为经在汉武帝尊六经之前。这些都为其后在民间继续发展奠定了根基。汉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认为是黄老之学的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而四子真经所代表的玄学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说。

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哲学与学说，是那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所谓“玄”，即《老子》所讲“玄之又玄．谓。西汉之扬雄在《太玄·玄摊》中说：“玄者，幽摊万类，不见形者也。”魏之王弼在《老子指略》解释道：“玄，谓之深者也。”玄学以《老子》的“无为”之论，《庄子》蔑视礼法的态度和《周易》的神秘主义合为主旨，以道解易又符合先秦两汉道家易思想。《老子》又称《道德经》，《庄子》又称《南华经》，此二书又被称为“玄宗”。玄学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张湛、韩伯、陶渊明、袁宏等等。玄学是在东汉末年经学衰落之际，抛弃了天人感应之论，冀以清谈和思辨裨补注经繁琐等阙漏，以自然为本为体，以名教为末为用，探讨本末的有无，即宇宙的本体问题；对此哲学目的，又以“得意忘言”为方法，以辨名析理为其思维形式。由是而成为一整套哲学体系。在晋元嘉十六年国家开设五馆中，玄学馆为其中之一，这也标志玄学的确立并为朝廷认可。据南齐陆澄《与王俭书》所载：“元嘉建学之始，(郑)玄、(王)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玄)置王(弼)，意在贵玄(学)，事成败儒(《南齐书·陆澄传》)。”这说明南北朝时期，王弼的玄学，已经取代了郑玄的经学了。玄学大体上分为三派：以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为代表的玄理派；以王衍为代表的清谈派和嵇康、阮籍、“七贤”等名流的狂放派。玄学的思潮还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新时期，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玄学影响广泛，泛浸及医学，后者自然主义的养生观，其重术尊方的发展理路，和医者意也的思维方式等等，都与玄学的影响有关，这也铸就了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的自觉自为的特征。

门阀士族士大夫致力于《老子》、《庄子》、《周易》、《论语》、《列子》、《文子》等儒道经典的注释、研究和谈论，宣传自然无为，崇尚达生任性，于是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玄风”，以谈玄论道来逃避现实政治。自曹魏年间的“正始之音”开始，很多名士口出玄言，不务政事，晋元帝司马睿甚至“餐服玄风”，到南北朝时有的皇帝还“尽玄言之趣”，置玄学馆，玄学风行一时。

玄学馆是学习道家学说的学校。宋文帝时创立。元嘉十六年(439)文帝以何尚之为丹阳(今属江苏)尹，建宅于南城外，设置玄学馆，招聚生徒。东海(今属江苏)徐秀、庐江(今属安徽)何昙、颍川(今河南登封东)苟子华、太原孙宗昌、鲁郡(今山东曲阜)孔惠宣等名流学者，都仰慕远道来游，称为南学。受魏晋玄学思想发展影响，玄学列为学校科目，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首开其端。唐代又名崇玄学，京师及地方均设。学习内容为《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玄学馆．又称为南学，学者闻风丽争四馆并置．为后代分科大学之始，对隋唐专科学校的发展有直接影响。

玄、史、文三馆的设立，除《宋书·隐逸传》所言是“上留心艺术”使然以外①，恐怕还有借设馆来确立朝廷在士大夫文化中的领导地位的意味，将思想的生产纳入国家的体制。尤其是玄学，它与史学、文学不同，是士大夫的思想灵魂，关乎治道。朝廷不光要借“抑扬名教”来整肃士风，还要占据思想界的权威地位，引导士风。《宋书·何尚之传》：“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爨、黄回、颍川苟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避，谓之南学。”可见玄学馆的设立的确吸引了一些士人，形成了重要的社会影响。（据《南史·宋明帝纪》载，总明观原设五科，因阴阳学无人，立四科。齐初仍沿用。其分科教学形式，影响后世专科教育的发展。）

北周承西魏之后，其学制较北齐为略胜。太学之外，又有“露门学”、“虎门学”及“通道观”等。“露门学”或称“路门学”，立于武帝天和二年(公元五六七年)，与“虎门馆”同为教授贵胄的学校。“通道观”立于建德三年(公元五七四年)，与宋“四学”的“玄学馆”相似，盖欲发扬道家思想，也是这时代与前代学制特异的史证(都见《北周书·武帝纪》)。

唐长安玄掌馆唐都长安崇玄署辖下培养玄学人才的教学部门。又称为崇玄馆、崇玄学。其学生称为崇玄生。据《唐会要》卷六四载，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置崇玄学子玄元皇帝庙，开元二十九年正月，设崇玄博士1人，令学生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待习业成后，每年随贡举人例送至省，准明经例考试”。有学生百人。天宝二年(公元742年)改称崇贤馆，称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大学士1人则由宰相担任，领两京玄元官及道院。此后崇玄馆因安史叛乱一度衰败。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学生恢复至百人。

宋朝提倡学习道经，并设立道学制度和道学博士。政和七年八月，徽宗根据宣和殿大学士蔡攸建议，将《亢桑子》《文子》列入国子学，与《庄子》《列子》并行。又亲自为《道德经》作注。重和元年因知兖州王纯奏请，令学者治《御注道德经》，间于其中出题。同时又下诏规定：“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经，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凡初入学者称为道徒，以后每年进行考试，根据其考试的成绩分别授以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志士等名号，按五品到九品拨放。又依儒学贡士法，学道之士可通过考试升为贡士，到京入辟雍（北宋末年太学之预备学校，或称“外学”）学习，然后每三年参加“大比”，殿试合格者即为有道之士，可授以道官道职。为了普及道经的学习，又令道录院选择道经数十部，镂板颁之州郡。同年九月，又下诏规定：太学、辟雍各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二员。后又规定“诸州添置道学博士，择本州官兼充。”通过以上措施，促使道、儒合一。到宣和二年正月，遂下令“罢道学，以儒、道合而为一，不必别置道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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