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必要的乌托邦：我读《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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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教育是一种财富吗？

今日读了《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这本诞生于1996年的书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该委员会由14位来自世界各地区具有不同文化和专业背景的人士组成（包括来自中国的周南照），其使命是“就教育在未来的岁月中应接受的种种挑战开展研究和思考工作，并以一份可作为最高层决策者和负责官员之革新和行动计划的报告形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份报告包含14位委员的共识和11名委员的个人观点，信息量很大，内容很丰富，对教育的各方面都作了宏观的思考和展望，是继1972年《学会生存》后又一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下出版的教育报告。

用一段话来概括这本书的内容：在从基层社区到世界性社会、从社会团结到民主参与、从经济增长到人的发展的前景下，应坚守教育的四个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坚持终身教育，建立在获取、更新和使用知识之基础上的教育社会，为此必须考虑并沟通教育的各个阶段，提高教师的地位，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让政治当局做出正确的教育选择，推动教育改革，并扩大地球村的国际合作。

本书认为，教育是一种“必要的乌托邦”，“如果我们想要摆脱由犬儒主义或听天由命思想所加剧的危险循环的话”。“教育的任务是毫无例外地使所有人的创造才能和创造潜力都能结出丰硕的果实，这就要求每个人都有自我负责和实现个人计划的能力。这一目标比其他所有目标都重要。这一长期而艰巨的目标的实现，将为寻求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公正的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笔者认为，教育是乌托邦意味着我们必须行动起来，而不能逃避现实。

本书强调，“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教育的主要目的都是使人作为社会的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应该使每个人，尤其是借助于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能够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以及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以便由他自己确定在人生的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本书指出，“人口的迅速增长，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恶化，世界多数人的长期贫困，以及千百万人依然忍受的压迫、不公正的待遇和暴力行为，均要求开展大规模的矫正行动。”“教育无疑是这些解决办法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教育让我们接受我们的精神和文化差异，能“帮助人们了解世界和他人，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并且，“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给经济界提供人才：它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的。”

本书还倡导大力增加教育投入，使发展中国家走出恶性循环。“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增加军费的趋势均遭到强烈的非议，因为增加军费就会减少更能为人造福的其他拨款。”“从人的发展角度出发，应考虑将一部分军事预算转移到教育事业上。事实上，教育的发展有助于与所有不安因素作斗争：失业、社会排斥、国与国发展不均等、种族冲突或宗教冲突。”“应该牢记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开支，还是一种会产生长期效益的经济和政治投资。”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无疑蕴藏着巨大的财富。

在如今的信息社会，新媒体在教育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本书对此也有预见性地强调。重要的是，“向教师们宣传这些新技术给认识过程带来的深刻变化。对他们来说，所面对的已不再只是教学生学习的问题了，还要教学生寻找信息，使这些信息相互联系起来，并且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这些信息。”在笔者看来，如果缺乏“批判的精神”，新媒体对很多人的心智来说无异于一种灾难。

关于新媒体的运用，我们应当记住委员之一的卡兰?辛格在个人发言《世界社会的教育》里的提醒，“今天，惊人的传播技术遍布全球，但是，其巨大潜力却很少被用来宣传普遍的价值及培养更加关心和同情他人的意识。相反，传媒充满了暴力和恐怖、残忍和杀戮、无节制的消费和不知廉耻的胡作非为，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后果不仅是扭曲了青年人的思想，而且还使我们对人类的苦难和痛苦麻木不仁。”

周南照在个人发言中探讨了亚洲文化中促进和阻碍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因素，以及教育为促进全球伦理学而应培养的普遍价值。这篇文章很耐读，对我们中国的教育极富警示价值。

笔者认为，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从世界整体来看待教育，并怀着对人类共同进步的信念，表达出对全体人类命运的理解和关注，这大概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贯的使命。正因为有这样的组织存在，我们的生活才不至于完全被现实裹挟。当发现由于教育的落后，世界各地还存在着那么多的冲突，我们确实不应该充耳不闻置之不理。

记下这些言语时，笔者一遍遍地听Beyond的歌曲《光辉岁月》，想起曼德拉、史怀哲和罗素，想起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当村官的秦玥飞，想起他们为改善社会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想起那人那事就催人奋进。

是的，我们能做出改善，每个人都能，平庸不该是我们的追求。而且我们必须明白，无论大小，每一个改善都充满教育意义。

注：文中配图由笔者提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主管的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与信息等业务范围内设立了十多个政府间机构及大型合作计划，以推动国际智力合作，其中主要有：国际教育局、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质对比计划、国际水文计划、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社会变革管理计划、世界遗产委员会、促使文化财产归还原主国或归还非法占有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世界版权公约政府间委员会、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综合信息计划、政府间信息学计划、政府间体育运动委员会等。教科文组织大会选举产生的各执行理事机构负责规划和管理各计划的活动，并建立各自的国际或地区合作网络，如“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世界遗产名录”等。此外，教科文组织还同世界上三百多个在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建立了正式（协作类、咨询类）关系或业务关系。 发展教育是教科文组织的工作重心。1990年，教科文组织与联合国其他有关机构合作，在泰国召开了世界全民教育大 会，会议提出的扫盲和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对国际社会未来10年的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998年10月，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首次召开了规模空前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会议对高等教育的质量、目标、资金筹措和管理、国际合作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通过了《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及《高等教育变革和发展的优先行动纲领》。1999年4月，教科文组织在韩国汉城召开了“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会议提出职业技术教育不是终极教育和简单的技术培训，而是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是提高人的能力与技能、面向就业和发展人的创造性的一种教育。2000年4月，教科文组织在塞内加尔举办了“全民教育论坛”，总结了过去10年扫盲和普及初等教育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制定今后工作的新战略。

世界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是教科文组织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优先计划。1996年9月，教科文组织发起并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召开了世界太阳能高峰会议，体现了该组织“非洲优先”和为非洲的持续发展做贡献的方针。根据九十年代国际生物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教科文组织于1995年成立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研究制定国际准则性文件。1997年11月，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通过“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对世界各国人类基因组的研究作出道德规范。1999年6月，教科文组织与国际科学理事会合作，在布达佩斯举办了“世界科学大会”。会议通过了《科学宣言》和《行动纲领框架》两个重要文件。 教科文组织一向重视文化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1991年，教科文组织发起成立了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首的世界文化和发展委员会，着手研究文化与发展的关系。1995年秋，教科文组织发表了该委员会编写的题为“我们创造性的多样性”的报告。为落实该报告提出的有关建议，1998年3-4月，教科文组织与瑞典政府合作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这是教科文组织继1982年墨西哥城文化政策会议以来，讨论文化问题规模最大的一次政府间会议。会议对文化多样性、文化与发展的关系、文化权利、国际文化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通过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 。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约翰内斯堡，2002年）强调指出，在为做出恰当的决定和制定明智的政策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建立一个可靠框架方面，赋予了科学极其重要的作用。教科文组织利用该会议的结论和建议来拟定自己的科学计划，还利用了1999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科学会议的结论和建议。通过将信息和传播技术纳入改善科学和文化教育以及建设知识社会，教科文组织在科学领域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贫困，尤其是赤贫。这项工作的目的是，通过合理管理环境、将环境观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增强各国家协会和组织、尤其是与妇女权利有关的组织的作用，改善人类安全状况，以便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教科文组织还参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在基础科学、生命科学以及工程学和技术领域。另外，教科文组织（通过对各供资机构做工作）向各国政府提供建议和技术援助，以便使其能够拟定和执行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有效政策和战略。教科文组织与许多联合国机构、联合国科学技术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其主要合作伙伴包括监督各个科学中心和研究团体的国际科学理事会以及国际工程学和工艺学理事会。

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先关心的重点问题。因此，“国际水文计划”旨在提供在尊重环境的情况下以有效和公平的方式管理这一珍贵资源的必要的科学知识、技术信息和战略建议。同样，“国际水文计划”致力于开发工具和制定预防战略，以避免在国家间或者甚至是一国内部就水的问题发生冲突。

此外，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除了协调联合国各机构外，还负责长期监测海洋的情况，以改进气象预报，预告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并且在发生海啸或飓风的情况下能够提前足够长的时间发出预警。同样。该委员会参与建立全球海洋观测系统，该系统将确保浮标、船只和专用卫星提供的数据之间的联系，以便更好地了解洋流与气候之间的联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领域的计划旨在实现所有级别持续一生的全民教育目标。事实上，教育对个人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团结至关重要。这也是在与贫困做斗争和维持可持续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项工作。2000年在达喀尔（塞内加尔）举办的国际教育论坛为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进步制定了一个行动框架：

加强对幼儿阶段的关注和教育；普及全民初级教育；增加年轻人和成年人的受教育机会；将成年文盲的比率减少一半；努力实现两性平等；在各个方面改善教育质量。

在这些目标中，两个主要的、并且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所包括的目标是：普及初级教育和消除两性间在受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正是在这个框架内拟订了教科文组织的中期战略（2002－2007年），战略所依据的三个主要目标是：增进教育这一基本人权；通过内容和方式的多样化改善教育质量；在这一领域促进试验、创新、公布、交流和分享数据及更好的方法，并且鼓励围绕教育政策进行对话。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作用是确保知识、标准、智力合作的进步，以促进保障正义、自由和人类宽容等世界性价值标准得到巩固的社会转变。因此，主要使命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研究现实（通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基于经验的研究）；预见在这一现实中可能会发生什么（通过哲学和观察研究）；以及查清被推测为现实的东西（通过伦理和人权），目的是缩小现实与更美好的现实之间的差距。从非洲只有一个班级的学校教学到亚洲的教育部长们，教科文组织在各个层面开展工作，以促进有利于人权的信息传播和教育。通过为培训教员提供材料、组织会议、帮助制定战略和发展国家、区域和国际网络，教科文组织努力把人权和反对歧视与不宽容的斗争作为研究和决策的重要主题。在促进与《世界人权宣言》有关的公约和国际文书的同时，本组织还鼓励在被忽视的人权领域开展研究。这些领域与文化和社会问题有关，如两性平等和受教育的权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科学进步的伦理态度也适用于与全球化有关的社会巨变。借助“社会变革管理计划”，教科文组织通过一系列实地项目、磋商和大学网，就城市化和管理等问题开展研究。社会变革管理计划越来越侧重于能够帮助各国政府或当地政府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制定政策和发展适当结构的研究，重点是社会包容和消除贫困。 对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关注可以被看作是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领域开展行动中的一个优先事项。为了丰富多样性，多样性应该 建立在认可他人及其文化以及开展对话的基础上，以便相互了解和欣赏。因此，如果没有人，没有讨论，文化多样性就不可能继续存在。通过在2001年执行局第三十一届会议所做的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各会员国重申：坚信文化多样性是发展的源泉之一，其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就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大自然的重要性一样。另外，各国坚决摈弃文化和文明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建了全球文化多样性联盟。该联盟催生了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行动者之间为支持当地文化产业——例如音乐和出版——而缔结的新型伙伴关系。该联盟将制定新的方法、行动和战略，以减缓文化财产方面的贸易不平衡，尤其是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同时防止盗版，确保在国际上尊重著作权。

此外，该组织是遗产保护方面的国际倡议的牵头人。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所依据的观点是，某些遗址具有普遍的突出价值，因此，应被列为人类共同遗产。在不影响国内立法所规定的国家主权和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公约缔约国承认，保护世界遗产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世界遗产名录》如今已收录了981个自然和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从印度的泰姬陵到马里的通布图城等历史遗迹，还包括像澳大利亚的大堡礁这样的自然奇观。世界遗产中心是公约的常设秘书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保护特殊遗产提供技术援助，如（柬埔寨）吴哥的高棉古都和摩洛哥的非斯城。正在阿富汗开展一个新项目，阿富汗的文化遗产之丰富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不能把我们共同遗产的这个方面，即文化和自然遗址，与人的个性割裂开来，是不同个性的人创造了文化表达方式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文化遗产大都表现为非物质遗产的形式：节日、歌曲、语言和激发创造性和团结精神的集会地点。教科文组织制定了第一部旨在保护这一遗产的国际法律文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一个国际评审委员会在2001年选中了首批19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该委员会定期将其他杰作列入该名录，目的是提供法律保护和财政帮助。

形式为：

（1）、制定国际准则性文件，如公约、议定书、建议书、宣言等；

（2）、召开各类政府间国际会议；

（3）、组织开展各类专业学术研究活动；

（4）出版各类图书、期刊、报告、文献、音像制品及电子制品；

（5）、以专家咨询、设备支助等形式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

（6）、举办培训、研修、实习等活动；

（7）、向非政府国际组织提供支助；

（8）、与会员国和地区性机构合作开展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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